翻译是进行跨文化沟通的重要途径。唐代贾公彦认为：“译即易，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。”汉唐以来，移译经文，蔚为大观。经过千年的浸润，古代翻译的外国典籍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自近代严复在《〈天演论〉译例言》中提出“译事三难：信、达、雅”以来，这一直是很多译者追求的境界。

从古代佛典到近现代西方文学、理论的译介，都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学创作带来了重大的影响。对我国很多读者来说，外国作品因为中译本的存在才得以“诞生”。直接阅读外语原文，作家会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和技巧有更直观的认识，很多作家本身就是翻译家，波德莱尔用法语翻译爱伦坡的诗歌、略萨用英语翻译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、村上春树用日语翻译菲茨杰拉德的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、老舍帮助英国翻译家艾支顿用英语翻译《金瓶梅》等。但在中国作家普遍外语欠佳、难以阅读原著的大背景下，翻译作品发挥了巨大作用。就中国现当代作家来说，从语言到创作方法都或多或少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，当作家笔下出现欧化的表达，就可以知道，如果译者没把信息消化好，作家就更没法接收隔层的信息了，甚至作家就是受译者而非外国作家的影响了。

 

在不同语种中，很多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，这就对译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傅雷说：“译事虽近舌人，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：无敏感之心灵，无热烈之同情，无适当之鉴赏能力，无相当之社会经验，无充分之常识（即所谓杂学），势难彻底理解原作。即或理解，亦未必深切领悟。”译者选择翻译哪本书的原因不一，除了时势使然，情怀也很重要，只为稻粱谋则不足取。走马灯一样用几十年走过别的国家上百年走过的文学创作历程，很容易搞错文化逻辑，产生接受的错位。

 

文学翻译再创造的空间很大，原汁原味的翻译只是一种翻译的理想状态，是直译好还是意译好，一直存在争论。塞万提斯在《堂吉诃德》中说：“译诗的人都犯这个毛病，不论你有多大本事，下多深功夫，总是弄不出人家土生土长的那股味道。”并进一步指出：“我觉得除了希腊、拉丁这两种古典雅言，其他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互译，都好比是反面观赏弗兰德斯挂毯，图案倒是都能看见，可是被乱七八糟的线头弄得模糊不清，不像正面那么平整光滑。”鲁迅先生在动笔翻译《死魂灵》之前，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是“竭力使它归化，还是尽量保存洋气”的选择。他说：“凡是翻译，必须兼顾着两面，一当然力求其易解，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，但这保存，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：看不惯了。”

 

当译者从同义词中选择用哪个词的时候，就已经进入创作的心境。钱钟书甚至说：“宁可读林纾的译文，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……原文滞重粗滥，对话更呆板……”但文风的改变，难道不也是一种背叛吗？哪怕比原作更光鲜亮丽了许多。所以萧乾才提出：“‘得体’是翻译的最高标准，译文除忠实和流畅外，还要得体。‘得体’就是指译文在文体风格上与原作非常接近。”一般来说，翻译是要避免使用成语的，思维定式会消解诗句的意境，有译者把诗人奥登的“Returns to this life of sheep and hay”翻译成“返回了这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活”，就并不尊重原文。不同的诗体有不同的格律要求，但为了先把大部分信息传递过来，翻译界就有了用散文体翻译诗歌的现象，例如杨宪益翻译的《奥德修纪》、王维克和田德望各自翻译的《神曲》、朱生豪和梁实秋各自翻译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、绿原翻译的《浮士德》等。

 

翻译的基本信息比较好处理，但审美部分很难传达。在梁启超看来译书有两个弊端：“一曰徇华文而失西义，二曰徇西文而梗华读。”他认为：“译文家言者，宜勿徒求诸字句之间，惟以不失其精神为第一义。”林语堂也认为：“句译是对的，字译是不对的。”美国诗人庞德对意象的关注让他放弃了很多东西，他抓住中国古诗中的零星细节和意象来进行的翻译，是一种翻译和创作结合的方式，在很多人看来他的译作就是一首首新写的诗歌。虽然余光中注重“再创造”，但他对庞德的做法并不满意，余光中甚至称庞德的翻译是“剽窃的创造”。余光中认为：“真有灵感的译文，像投胎重生的灵魂一般，令人觉得是一种‘再创造’。直译，甚至硬译、死译，充其量只能成为剥制的标本……徒有形貌，没有飞翔。”

《全晋文》载《首楞严后记》有云：“饰近俗，质近道；文质兼，唯圣有之耳。”翻译是一项“遗憾”的事业，译作做不到尽善尽美，翻译过程中还会出现信息失真甚至误译的问题，人们要正视沟通的弯路，也要看到很多负责任的译者会在再版时修订译文。1993年，由萧天佑翻译的卡尔维诺的小说《寒冬夜行人》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仍用此译名，但在译林出版社的2012年版中更名为《如果在冬夜，一个旅人》，这是一个跟原版更接近的翻译方法，更接近卡尔维诺那种“未完成”的创作本意。如果通过直译无法理解原作的文化背景怎么办？作家纳博科夫主张通过注释传递更多文化背景信息，他认为：“最糟糕的直译比最漂亮的意译有用一千倍。”他翻译的英文版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中，普希金的原作仅占一小部分，大部分内容是纳博科夫的注释，这也激发了他创作小说《微暗的火》的灵感。《微暗的火》第一部分是一首999行的长诗，第二部分则是这本书的主体——海量注释，读者通过注释才能把小说中讲述的故事拼凑出来。

 

如今中外人文交流日益深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翻译界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会变化，例如鲁迅曾在《风马牛》一文中批评赵景深把“银河”（the Milky Way）翻译成“牛奶路”，但当代学者谢天振则认为，这传达出了原作的文化意象，应给予肯定。通过翻译能把不同文化的根脉伸展到远方，这条走过千年的路日趋宽广，能容纳更多的人，也将容纳更多的理解。